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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进京从通缉犯变座上宾

admin 发布于 2016-12-12 11: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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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刘江华

  孙中山的一生主要在南方和海外策划组织革命,北上的次数屈指可数,但每一次都是他人生的转折。1894年,28岁的孙中山怀揣改良思想北上天津向李鸿章上书,但却未能如愿见到李鸿章,于是又到北京做了短暂的考察,改良无望,失意南归的孙中山于次年选择了在广州武装革命,立志推翻清朝统治。他第二次到北京,是1912年夏,北上与袁世凯会谈,在京居留近一个月,但离京后的一年间,国内时局突变,孙中山成了袁世凯的通缉犯。1924年冬,孙中山第三次来北京,却因病在京去世。

  孙中山第一次进入清廷的视野是在1895年,孙中山及其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,但因事机不密而失败。12月7日,广东悬赏缉拿起义在逃要员,孙中山名列榜首,赏格花红银一千元。清宫档案中关于孙中山的第一条记载,就是接到孙中山等广州试图起事的奏报后,清廷下旨要两广总督谭钟麟等“严密购?孙文、杨衢云,务获到案”。清廷的通缉,使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,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流亡,但也使其名字开始为国人所知。孙中山本名孙文,1897年旅居日本时才改名中山。不过,在清廷的官书报纸以及宫廷档案中,我们经常看到“孙汶”的名字。这是因为,清代习惯在人名旁加水字旁表示污称,如同治、光绪时陕甘叛乱的马化隆就经常被写成“马化?”。

  1904年,鉴于立宪运动国内蓬勃发展的形势,慈禧太后曾借自己70大寿之机颁布谕旨,赦免了部分戊戌党人,但与此同时也强调,“谋逆立会之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,无可赦免”;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,惊慌失措的清廷于10月30日颁旨开党禁赦免党人:“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,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、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、自拔来归者,悉皆赦其既往。”但孙中山也不在名单之列。

  有趣的是,1912年清室逊位、民国成立后,盈丰国际,孙中山这位清廷的通缉犯,却成了隆裕太后、摄政王载沣的座上宾,盈丰国际。1912年8月孙中山第一次进京时,不仅得到此二人的热情款待,孙中山还参观了颐和园、北海中海南海以及景山等前清禁地。从通缉犯到座上宾,了解孙中山对清廷从改良到革命到共和的心路历程,或许也是对孙中山诞辰150年的一种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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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94年第一次进京

  彻底放弃了改良思想

  1894年1月,孙中山草就了《上李鸿章书》,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。该书长达8000余言,中心思想是,欧洲富强之本,不尽在于船坚炮利、垒固兵强,而在于人尽其才、地尽其利、物尽其用、货畅其流。

  如何才能使《上书》送到李鸿章手中?孙中山想到了自己行医过程中认识的地方官员。他首先找到了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。魏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,欣然致书盛宙怀,请他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,然后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。1894年四五月间,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,持魏恒书函至上海,见到了盛宙怀。盛宙怀立即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,请求盛宣怀给孙中山予帮助。

  孙中山在沪期间,与同乡、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相遇,并在郑宅见到了著名政论家王韬。除了帮助孙中山修改《上李鸿章书》外,王韬还给自己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的朋友罗丰禄写信,介绍孙中山。除此之外,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,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,也写信给盛宣怀,称赞孙中山“少年英俊”。

  6月,孙中山持盛宙怀、郑观应、王韬三封信抵天津。盛宣怀接信后“曾致函李鸿章,介绍孙中山往见”。但据陈少白说,孙中山是通过罗丰禄的关系把《上书》送给李鸿章的:“老夫子把孙中山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,李鸿章是否看过,就不得而知了。”当时,中日战争即将爆发,李鸿章忙于外交和军事,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,不过留下一句话:“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。”孙中山听了这句话,知道没有希望了。随后,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津抵京,第一次游历北京“以窥清廷之虚实”。29年后的1923年,他在香港大学演说时言及:“最后至北京,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,更百倍于广州。”上书失败,使孙中山意识到,清廷只能推翻无法改良。很快他即策划了第一次武装起义??1895年的广州起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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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2年第二次进京

  从通缉犯变座上宾

  1912年4月1日,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,让位于袁世凯。此时的袁世凯,在北京就职的愿望得逞后,急切想利用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威望与影响,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,便盛情约请孙中山来北京面晤。早在4月初孙中山访问武汉时,袁世凯就派范源濂南下迎接,盈丰国际,孙中山以“急回故乡”为由,婉言谢绝。孙中山在广州期间,袁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迓。孙中山回到上海后,袁世凯电报相催。孙中山遂决意于8月18日北上。

  8月24日下午孙中山经天津抵北京,乘坐朱漆金轮马车,入住石大人胡同迎宾馆。根据《申报》等报刊记载,当晚,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会见袁世凯,袁世凯设宴欢迎,执盏致辞,态度谦恭地表示希望能得到孙中山的指教和帮助,“刻下时事日非,边警迭至,世凯识薄能鲜,望先生有以教我”。又说:“财政外交,甚为棘手,尤望先生不时匡助。”而孙中山在答辞中则表达了自己想赶筑全国铁路的愿望,希望袁世凯力为赞助。

  两人第一次会晤后,袁世凯对人说:“不图中山如此嘹亮!”孙中山亦在事后盛赞袁世凯“可与为善,绝无不忠民国之意”,并希望国民对袁世凯不要心存猜疑、动辄攻讦。因为,这样做反而很有可能逼迫袁世凯为恶。

  孙中山此番进京,在京居留至9月17日,将近一个月,曾先后13次与袁世凯晤谈。初到北京那几天,更是几乎每天都见面详谈。每次会晤,只有孙中山与袁世凯、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3人。据梁士诒所述,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4时至晚上10时,有几次延至午夜2时。这13次的谈话内容,虽并没有详细资料留下,但根据有关报刊发表之部分内容,至少涉及到政务、财政、实业、铁路等方面。比如,孙中山曾劝袁世凯迁都,说“北京万不可居,将来须急速迁移。”至于新都地点,可在长安、开封、太原、武昌、南京等地选择一处。再比如交谈中得知孙中山建设2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愿景后,9月9日,袁世凯便宣布授孙中山以“筹划全国铁路全权”等等。

  由于袁世凯的极力笼络,此番进京,孙中山自认与袁世凯相谈甚欢。只是,谁曾想到,仅仅不到一年,由于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,孙中山和袁世凯遂至交恶??1913年7月22日,孙中山发布“告全体国民书”促令袁世凯辞职;并致电袁世凯历数其罪。第二天,袁世凯即宣布撤销孙中山“筹划全国铁路全权”之职。二次革命失败后,9月15日,袁世凯更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。

  据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(孙中山的原配夫人)所述,1912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之后,曾游历各省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,“此盖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”。但是,各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以及孙中山年谱,都没有记述孙中山游览前清宫殿名园的记载。是否卢夫人所述不确呢?

  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皇皇80卷的《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》。在收入其第80卷的清宫所藏部分《溥仪档》中,就有孙中山参观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、景山、颐和园的记载。

  根据《清室优待条例》,中华民国成立之后,颐和园、圆明园、景山、三海等仍归逊清皇室所有。因此,孙中山要参观这些前清禁地,得先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前一天去函,经逊清皇室内务部代向溥仪奏准后方可成行。于是,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档案记载,“外第一百四十二号,八月初一日,代外交部奏孙文请于初二日瞻仰颐和园,初三日瞻仰三海事。”由此可知,这些参观是孙中山主动提出的??初二日(9月11日)全天参观颐和园,初三日(9月12日)一天是参观三海和景山。

  辛亥革命的另一功臣黄兴9月11日进京,也曾参观三海。逊清皇室关于接待孙中山的记载,十分简略。而比照其八月十六日(9月26日)接待黄兴参观三海的记载,我们可以推知逊清皇室接待孙中山等民国要员的细节??今日内务府传奉世中堂谕:外交部来函陆军上将黄兴请于本月十六日瞻仰三海,著本苑预备船只茶水并在军机处、德昌门外东朝房预备坐落处所等谕。本苑已将各项遵谕办理。其坐落处所,今日参谋部派人踏看,该二处均不敷坐落,随由本苑带领踏看,改在瀛台内瑞曜楼下屋内坐落。所有本苑预备桌椅等项亦预备妥齐,并照例报海司房、知照禁卫军守卫处。(《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》,第80卷,第377-378页)

  档案中所说的“世中堂”,是指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。可知,为接待黄兴,逊清皇室做出了周密的安排:预备游览船只、茶水,提前踏勘黄兴等上岸后所乘舆轿的落放地,通知禁卫军注意防卫和放行。可能是陪同黄兴参观的人太多,原定落轿的军机处、东朝房两处地方狭小,最后改在瀛台瑞曜楼下轿并茶歇。相信孙中山参观时的准备工作,比起黄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  除遍览前清宫殿名园外,孙中山此番进京,还和一干晚清贵胄有着令人感慨的交集。

  那桐为晚清重臣,入值军机,以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。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,不久,那桐即于3月2日寓居天津。在那桐日记中,曾详细记载了当时京城团体、晚清贵胄借其在京城金鱼胡同府邸西花厅设宴欢迎孙中山的情形:8月29日,内务部长赵秉钧宴请孙中山,主客四五十人;9月3日,五族同进会等宴请孙中山,主客三十余人。9月11日,载沣等晚清皇族宴请孙中山、黄克强、陈其美。

  载沣为何要宴请孙中山呢?

  原来,9月11日,孙中山亲往后海北河沿醇亲王拜访载沣(巧合的是,此王府的一部分,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府邸)。载沣亲自迎入“宝翰堂”会晤。交谈中,孙中山赞赏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,代表清廷逊位,和平交出政权,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,共同富强。

  会谈后,孙中山面赠载沣亲笔签名相片一张。第二天,载沣还亲往孙中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答拜回访。而9月11日晚的宴请,据说是载沣奉前清隆裕太后之命而举办的。

  据9月19日的《民立报》,原定主持的载沣因病未到,宴会由溥伦代为主持并念载沣的祝词。溥伦的发言和载沣的祝词中,都盛赞孙中山、黄兴为非常之人,所以能建非常之业,表示正是由于孙中山等的奔走宣传,清室才毅然将政权还诸百姓、建立共和政权,希望能赖孙、黄二人之力,“国基从此巩固,皇室受福无穷”。

  四年前,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慈禧临终之际,遗命溥仪为皇帝、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。上任不久的载沣,就在一份谕旨中指出“国家新遭大故”,而“孙汶有来华之说”,要求各地督抚严密防范查拿。四年后,形势陡转,孙中山这位清廷昔日的通缉犯,竟然成了逊清皇室的座上宾!

  1924年,应冯玉祥、段祺瑞等的邀请第二次进京的孙中山,与逊清皇室依然有着往来。《醇亲王府档案》记载,鉴于孙中山是抱病进京,载沣未便登门问候,但“送燕筵一席,绍酒一埕,为孙文洗尘”。之后,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他前往醇王府答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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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4年第三次进京

  因病在铁狮子胡同离世

  1924年10月,第二次直奉战争中,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回师,发动北京政变,占据京城,囚禁总统曹锟。

  为控制形势,冯玉祥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,一面决定请皖系的段祺瑞出山,希冀借段之影响,遏制直系曹锟、吴佩孚势力的挑战。此前,为了打倒直系军阀,国民党人已同张作霖的奉系、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反直联盟。为此,段祺瑞、张作霖亦电请孙中山北上。参与北京政变的国民党人盼望孙中山早日来京,以把握有利时机。

  鉴于此,孙中山决定北上,于1924年12月4日中午抵达天津,入住张园的平远楼。

  张园坐落于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,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。有趣的是,其主人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,为武职一品大员,武昌起义使他垮台、退隐天津。这样的际遇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。只是由于段祺瑞、曹锟、张怀芝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纷纷出面,张彪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。据其儿子张挺回忆,张彪下令不允许孩子与孙中山有任何接触,而且在孙中山入住张园的27天中,他竟没有和孙中山见过一次面!

  更有趣的是,孙中山离津54天之后,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,逃到天津,入住张园。这一次,张彪不仅亲自出马买来高级家具、地毯等,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,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。

  12月4日抵津当天下午,孙中山即在孙科、汪精卫、李烈钧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。会谈中,张作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,一方面希望孙中山暂缓施行废除与西方各国不平等条约一事。孙中山当即表示不能同意。据载,张作霖公然对孙中山声称:“我是一个捧人的,可以捧他人,即可以捧你老。但我反对共产,如共产实行,我不辞流血。”两人此番会面,可谓不欢而散。

  由于劳累和受寒,孙中山自张作霖处返回,便感身体不适,肝部隐隐作痛。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、“7日早车入京”的孙中山,不得不遵医嘱暂驻天津。

  与张作霖、段祺瑞等存在如此对立的观点,意味着孙中山此次北上,将无功而返。

  在段祺瑞的促请下,加上医生与随侍人员亦力劝进京就医,12月31日下午4时左右,孙中山一行抵达北京前门车站,受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等约计十万多人的热烈欢迎。当日,孙中山因病入住北京饭店后再未露面,只派代表喻毓西向人们表示谢意。

  1925年1月4日,时为国民政府临时执政的段祺瑞,亲赴北京饭店看望孙中山。26日,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治疗,确诊为肝癌。孙住院期间,段于31日亲赴协和医院探视。由于孙中山卧病在床,未能接待,只是由宋庆龄“陪谈数语”。2月10日,张作霖也派代表郑谦,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。

  但这些礼节性的探望和寒暄,并未能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,自然也未能缓解孙中山的心结。3月12日上午9时30分,壮志未酬的孙中山,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。